康应乾想去南昌,刘招孙却不感兴趣,他最初打算去四川,刘綎生前在四川和土司秦家颇有些渊源,和土司们都说得上话,如果能拉一支白杆兵在成都慢慢种田······
不过刘招孙旋即打消了这个念想,据他所知,两年后的西南,将要爆发一场大规模叛乱——奢安之乱。
这场影响帝国西南十余年,消耗西南各省无数人力财力的叛乱,几乎与后金崛起同步,到崇祯年间,让大明陷入流贼、奢安、建奴三线作战的绝望境地。
刘招孙拼尽全力挡住阿敏,却挡不住所有八旗,更挡不住努尔哈赤征服辽东。
沈阳失陷后,大明资源便将架势源源不断投向辽东这个无底洞。
从万历四十七年到崇祯十七年,二十多年间,每年动辄三四百万的辽饷不知养肥了多少官僚。
万历四十六年,为筹措辽东战事,辽东军饷骤增300万两,万历皇帝虽有百万内帑,但出于对全体臣工的不信任,最终一毛不拔。于是户部加征饷银,每亩加派3厘5毫,共增加赋银200多万两。
从此辽饷便成为定制,天启初年,全国除贵州等少数地区外,平均每亩土地加征银九厘,计五百二十万零六十二两。
崇祯四年(1631),将田课由九厘提高到一分二厘,派银六百六十七万余两,另加关税、盐课及杂项,共征银七百四十万八千二百九十八两。
辽饷加派,平均到全国每亩土地上,其实增加的并不多,然而到地方官吏手上,便有了各种上下其手的机会。
在地方官员合理运作下,辽饷动辄暴涨十倍,百倍。
万历之前,士绅群体还需缴纳的部分钱粮(往往被恶意拖欠),天启崇祯年间,士绅索性不交了,然而辽东还要打仗,丘八们天天嚷嚷着要钱,地方官便很有觉悟的将赋税转嫁到无权无势的小民身上,小民大批破产,流民便由此产生。
明末东林党本就是江南士绅阶级出身,代表了士绅的利益,收他们税是不可能的,这辈子都不可能,只有再辛苦辛苦百姓这样子,才能维持生活。
这种现象发展到顶峰,到崇祯十年,就出现了江南茶税总共上缴十二两的千古笑谈。
刘招孙看得明白,晚明衰落的症结在于辽饷,而辽饷是和建奴不断壮大有关。
所以,穿越者需要留在辽东,至少要和其他军头那样,吃一波辽饷红利。
就像后来占据皮岛的毛文龙、盘踞锦州的祖大寿、山海关的吴三桂那样。
确定下方略,下面的事情就好办多了。
三月初八正午,东路军残部在浑江中游重新休整。
在确定建奴不会追来后,刘招孙一边派裴大虎收拢溃兵,一边亲率家丁将战死士兵尸体就地掩埋。
众人受刘把总影响,也纷纷开始帮助掩埋尸体。
刘招孙考虑过去山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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