只是按照平时惯例把各地的情报分别归类整理给他,但他却从中看到了好多其他的问题。
而这些问题。是无法用战争和蝴蝶效应来解决的。
这些个问题中最主要地,就是黄河在山东决口造成地大规模水灾。
如果黄河水灾也是一个“蝴蝶效应”的话,这个“蝴蝶效应”引起地其它一系列“副效应”,可是非常非常可怕的
“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,奔流到海不复还。”作为中国的第二大河,中华文明的母亲河之一的黄河,在孕育了中华文明的同时,产生的水患,也和中华文明的历史相贯穿,中华民族从诞生之日起,就一直在同水患作着斗争,可以说,一部中华文明史,也是一部“水患斗争史”。
众所周知,因战乱和过度开垦等多种因素,原来水草丰美的黄河地区的生态几个世纪以来遭到了极大的破坏,结果导致后来黄河水在流经过程中挟带了大量的泥沙,特别在进入下游的平原地区后,更是迅沉积,导致河床不断淤积抬高。为了防止洪水泛滥,人们只得筑堤防洪,日积月累,河道竟然高出两岸,成为世界闻名的“地上悬河”(伟大领袖**视察黄河时也曾经担心的说过:“黄河涨到天上去怎么办?”)。历史上,黄河一向以“善淤、善决、善徙”而著称,民间常有“三年两决口,百年一改道”的说法。
每经过一段时间后,黄河往往会在一定条件下就决溢泛滥,改走新道,其下游河道迁徙变化的剧烈程度,在世界上可谓是独一无二。史有黄河“六大迁徙”之说,也就是黄河曾经有过六次大改道。到了清时,黄河改道向南,侵袭淮河水系,流入黄海。在清朝初年,康熙皇帝曾大力治理黄河并取得过一定的成效,但由于当时不治海口,“惟务泄涨”,导致海口渐渐淤积,河底也日益渐高,水患也日趋严重。
清廷每年要在河道治理上花费巨资,这几乎成了国家的经常性支出项目之一,乾隆二十一年(1756年),黄河再次决口山东、河南、安徽在三省,次年乾隆南巡(这位皇帝下江南其实也不都是游山玩水),亲眼目睹灾区人民饱受水患之苦,即投入大量资金进行治理,先后共耗费白银25oo万两。道光至光绪年间,拨给河工的银子也经常达到五六百万两。尽管如此,黄河下游的决口自清中期以来却日渐频繁。在清初至第一次鸦片战争近二百年的时间里,黄河决口就达三百六十一次,从1841年到1843年,黄河连续三年生大溃决,而在1851年又生了一次更大规模的溃决。导致这4次黄河溃决的原因,除了生特大洪水外(1843年洪水被认为是黄河有史以来的最大洪水),其下游河道的淤积抬高是其中最主要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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