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种情形之下相见,相信蒋委员长和周公,都是有万般感慨吧,周公把六项协议和全国民众的反应,都一一说给蒋委员长,蒋默言不语。
不知此时的蒋委员长,作何感想,周公离去后,蒋委员长木坐许久,眼往古都斑斓的夜色,久久不语,其后,苍老与黯然之色愈甚。
此时蒋委员长内心真实活动,外人无从知晓,即便是他安然脱险后,也对那晚与周公见面的事情,只字不提,在他的回忆录《西安半月记》中,也是一笔带过,直至晚年漂居孤岛台湾,从未提及,随着其人作古,记忆也就湮灭在历史的尘埃之中。
在推出六项协议的同时,周公还在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内部,就那些坚决主张杀蒋的内部势力之中,进行艰苦的说服工作,周公的个人魅力,诚挚的态度,合情入理的分析,终于使这些人放弃了杀蒋的主张,回到有条件释放蒋的道路上来。
因为周公的努力,中共和西安内部,主张杀蒋的声音,旋告消失,西安方面内部,最终取得一致意见,推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,周公功不可没,居功至伟。
一代伟人的风采,吾等后辈,无缘一见,只能凭空遥想,化作纸上苍白无力、甚为肤浅之寥寥数语罢了。
端纳不辞劳苦的往来与西安和南京之间,多方斡旋,也因为中共的参与,十二月二十二日,西安事变发生十天之后,国民党中常委西安事变决策委员会成员宋美龄、宋子文等,终于得以成行,乘坐飞机,由南京飞抵西安。
随机同行的有唐秋离等几位委员,出乎意料的是,军统局局长戴笠,竟然也作为赴西安代表团成员之一,同机抵达,要知道,张杨对这位军统局的戴老板,素无好感,甚至是厌恶至极,戴笠此去,与自投罗网无异,等同于把自己的脑袋,伸过去让张杨砍。
不知戴笠是出于何种考虑,反正众人均感不解,宋美龄倒是颇为感慨,患难见人心,戴笠明知此去凶多吉少,前途莫测,还毅然随机前往,难能可贵,与陈果夫相比,更是高下立判。
用戴笠自己的话说:“我的一切,都是委员长给的,现在,委员长西安遭难,作为他的学生,岂能袖手旁观?戴笠无能救出委员长,只有陪他一起经历凶险,唯有如此,做学生的,内心方安,不受良心之谴责”
倒是唐秋离猜测出他的真实用意,西安事变到如今,从形势上判断,蒋委员长定无生命之虞,中常委会议上,陈果夫出了昏手,正不见喜于宋家兄妹,而彼时的中统与军统争锋,因陈家兄弟在党国的超然地位,军统屡次处于下风,有被压倒之势。
何不趁此机会搏他一搏,抢先进入蒋委员长的眼球,落难之人,最感激莫名的,莫过于昔日的部下,甘冒风险,千里来投,钧驾脱险,患难之交,还怕日后不飞黄腾达?
戴笠此举,看似冒险,实则是摸准了眼下局势的脉搏,大大的赌他一把,赢则千倍、万倍的好处等着拿,实际是,戴笠的心里,也是没底儿,从他闪烁的眼神,阴晴不定的脸色,就能看得出来。
唐秋离暗自思忖,何不给戴笠来个锦上添花,他走到飞机后部,匆忙以个人的名义,给张杨二位老兄写了一封信,内容大致是,恳请他们不要伤害戴笠的性命,不希望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之机,还有人无辜付出生命的代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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