次日,孙菀去向老夏请年假,老夏被她坚决的表情噎住,不悦地打起官腔说:“虽说社里也规定给新人年假,但在社里这么忙的时候请假,会不会显得特立独行了点。”
孙菀在他对面埋头默坐了一会儿,“既然这样,请您同意我辞职。我去打辞职报告。”
老夏一下子从老板椅里弹坐起来,“小孙,你在开玩笑吧?这可是无数人打破头都抢不到的铁饭碗。”
孙菀语气淡淡地说:“我必须离开北京,要么您放我假,要么同意我辞职。”
老夏不想轻易损兵折将,将孙菀仔细一打量,猜到了几分,“为感情的事儿闹情绪吧?做老师的劝你一句:生活是蛋糕,爱情只是点缀蛋糕的那颗红樱桃。别丢了颗破樱桃就连蛋糕也不想要了,会饿死的。”
孙菀低头,不作回应。老夏见她态度坚决,思量了一下说:“这样吧,这两天上海刚好有个电影节要开幕,主办方给我发了邀请,你替我去吧。话可说到前头,这种活儿时间可以往长里拖,经费却有限,任务量还不小,要是主办方再一小气,你连机票钱都得搭进去。”
这些已经不在孙菀考虑之列,她感激地看了老夏一眼,“好,我知道了。”
孙菀订了最快飞去上海的机票。
她不想和卓临城正面对话,所以选择在登机前几分钟才告诉他要出差的事。
她一边打电话,一边在人头攒动的大厅里徘徊,巧妙地让他感觉到自己的冷淡仅仅是因为行色匆匆。这个时候,她需要冷静,在彻底恢复理性前,不想毫无证据地向卓临城兴师问罪,更加不想让他发现自己的异样,以免他跟了来,轻而易举地再度征服她。
到了上海,她并未去主办方安排的宾馆下榻,而是住进一家环境雅致的青旅。住进去的第一天,她用整整八小时躺在床上昏天暗地地喝酒、听音乐,面无表情地流泪。理性在自我放纵中死去,留下的是一个受伤害者的本能。
然而到了这个地步,卓临城电话打来时,她还是能瞬间伪装出疲惫一天,谈兴不佳的样子。这种时候,她便会阴暗地想,原来真正的影后不在银幕上,而是在绝望的生活里。
第二天中午,孙菀下楼,去附近的面包房要了一个汉堡,一杯热牛奶。吃着吃着,她感觉到痛苦已经淡去,萦绕在心里的绝望变成了淡淡的忧郁。出了面包房,她独自在上海街头散步,深深呼吸这座城市纸醉金迷的空气。走到外滩时,冬日的天竟有些黑了。她站在飘着雪的黄浦江畔,本已淡去的绝望忽然又涌上心头——她不明白自己怎么会一下子变得独来独往。
泫然欲泣的时候,卓临城似有感应地打来电话。她打起精神同他说外滩风光,让他听烟花炸裂的声音,唯独没告诉他,上海下雪了,而她很冷。
第三天,孙菀试着去电影节现场工作。她拿不到大牌导演的采访,也无心和其他记者抢明星专访,便在后台顺便抓了一个无人问津的年轻艺人,用两个小时给他做了一个专访。他们都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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